中国网讯 自哥本哈根会议后，气候变化谈判步履维艰，欲进还退。德班气候会议是进还是退？关注非洲，应该是德班会议的成效所在；发达国家拒绝京都议定书下第二承诺期的减排目标，无疑是退。这也就意味着，在德班会议上，巴厘路线图难以实现，一个综合的、平衡的、全面的全球减排协议，无望在德班达成。但是，德班会给出一个信息：全球减排仍然是必要的，需要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协议，但这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需要更长的时间，可能要着眼2015年。

　　气候会议进入“非洲时刻”

　　由于气候问题的历史性与战略性特征，没有一个缔约方公开提出终止气候变化谈判。而且，德班会议是第一次在非洲举办气候变化谈判的缔约方会议，主办方和非洲集团作为发展中国家阵营的一部分，力图发挥积极作用，在资金、技术和长远目标等方面，一个声音吁诉求，极力推动以有所获。但是，部分发达国家反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坚定”立场和资金技术方面的“冷处理”，使得各方普遍不看好德班会议取得实质性进展。

　　主办方南非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由外交部、环境部、能源部、交通部及德班市等多个政府部门组成的部际协调委员会，由外交部长担任大会主席，负责大会的协调、后勤保障等工作；环境部长作为南非代表团团长，制定南非的谈判立场，参与气候变化谈判。南非议会在年初拨专款，筹办会议。

　　非洲集团继续要求全球温升控制在1.5℃,保障气候安全。在气候融资方面，非洲国家强调，资金问题常务委员会应投入运行，并建议建立一个关于长期融资的附加议程。在技术转让方面，非洲认为德班会议要做出决定，使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机制在2012 年完全实现。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德班能通过坎昆适应框架开始运作。气候变化谈判进入“非洲时刻”，南非总统祖玛表示，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必须团结一致，“用一个声音说话。

　　但是，一些发达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对德班会议的成功缺乏信心。美国气候特使托德•斯特恩和欧盟气候行动专员康妮•赫泽高表示，南非德班气候变化谈判难以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斯特恩认为的最佳方案是排放大国提出自愿减排目标，并在排放大国都准备好后签署国际性的减排协议。日本、俄罗斯和加拿大已经表示，他们不会在2012年后继续减排，而是要求形成涵盖所有排放大国参与减排的新的国际协议。

　　巴西联邦参议员卡蒂娅•阿布雷乌认为，在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成为一个困难的议题，发达国家可能变得“比从前更加吝啬”。巴西外交部官员阿丰索•阿伦卡斯特雷称，发展中国家不能以影响其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为代价，向世界做出不切实际的承诺。

　　德班会议作为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中的一个环节或一个节点，在当前的认知水平、国际格局和世界经济形势下，实现巴厘路线图的谈判目标，几乎没有可能。但是，由于是在非洲第一次举办气候会议，一些技术层面的谈判已有一定基础，维护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有可能使各方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在资金、技术、适应和国际磋商与分析等方面，深化拓展坎昆协议中已有的共识。在“非洲时刻”，各方会在一定程度上倾听非洲声音，有限接受非洲的利益诉求。

　　京都议定书何去何从？

　　应该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最为核心的，是落实巴厘路线图，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发达国家减排目标的谈判。除欧盟以外的多数发达国家，拒绝做出第二期减排承诺。日本认同京都议定书，但反对第二承诺期。就是以前支持第二承诺期谈判的英国前首席科学家大卫•金，也声称世界应放弃《京都议定书》。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在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抵制下，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的努力下形成法律文件，但在2012年得到批准生效的可能性似乎不存在。显然，在京都议定书到期的2012年底到一个新的协定达成并生效，存在一个全球减排制度安排的“真空期”，需要有一个过渡性安排来弥合这一“真空期”。

　　既然德班达成有法律约束意义的第二承诺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不可能，但是，无果而终也不是各缔约方所期望的。如果排除“非此即彼”的极端情况，一种折中性质的过渡性安排就成为必然。既然政治意愿尚存，一个认可“第二承诺期”各自减排目标的政治宣示，而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文件，使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得以延续，为日后形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协议保留平台。

　　相对于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减排目标的谈判任务，其他内容似乎都有进展的可能。尤其是第三项，资金与技术问题，已有相当的基础，是非洲集团的主要利益诉求所在。着力促进，有所收获，应该是德班会议成功的标志和亮点。

　　德班会议的成果，可能在第一和第二项任务中的美国承诺问题出现退步，即抛弃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中关于发达国家中期大幅减排的目标承诺；而在其他内容上，可能有所进展。尽管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在德班会议，乃至于今后数年内，中国均不具备引领条件和地位。但是，不引领并不表明无所为。中国完全可旗帜鲜明地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部分促进气候谈判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如一些欧盟国家一起，促进遏退，使德班会议朝着正确的方向，在正确的轨道上，稳步向前。

　　着眼德班以后

　　从某种意义上，“真空时段”通过政治宣言方式的衔接，只是将谈判时段后移，并没有解决问题。而后移的谈判，使得中国的角色定位可能出现模糊，对中国也是一面双刃剑。一方面，中国的力量和信心会得到增强；另一方面，中国的压力和困难进一步加大。

　　这一真空时段有多久？不会是一两年，但也不可能太久。2020年是实现2050年减排目标的一个重要时点，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五次评估报告将在2014年得出结论，而且还要有签署批准生效时间；3-5年后的美国，也可能强化其战略上遏制中国的力度。因而，2015年可能是预期的协议达成时点。实际上，澳大利亚和挪威认为，要到2015年才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减排目标等。

　　由于地缘政治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提升，而发达国家的相对强势地位也可能有所弱化。2010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超过世界中等收入水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1/3，人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28.7%，天津、上海、北京等城市的人均水平已经远远超过欧盟。到2015年，如果当前的态势得以延续，中国的凸显地位可能会得到进一步强化。按照“十二五”规划，如果按年7%的经济增长率，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沿用十一五的0.6，即能源需求增速4.2%，考虑到非化石能源发展加速，碳排放增速大约4%。而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多在下降，收入增速多在2%左右，日本甚至从1990年以来，人均收入几乎没有任何增加。

　　这就意味着：中国有可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出现角色模糊与被转换。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仍存有差距，另一方面，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和排放相比，也将发生变化。之所以角色被转换，是因为中国不可能主动谋求这种转换。这种角色转换意味着，中国现在对发达国家的诉求，有可能在2015年后对中国自己适用。中国必将提前面临被要求参与引领甚至被要求引领的时代。当然，中国不会谋求也不具备引领地位；但是，我们也难以回避这种角色转换。事实上，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承诺的南南合作，便是这种角色模糊与转换的事实认同。

　　因而，着眼2015，对世界来说，是进程后延；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延长喘息时间；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印度，则意味着更大的压力；对最不发达国家，挑战依旧。（潘家华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