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德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召开的日期临近，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发展再次成为各国关注的“头等”话题。

　　“从哥本哈根大会各国承诺来看，现在各国承诺减排的路径不能够支持2度减排的目标。”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日前在2011中国国际气候变化论坛上指出，“全球实现控制温升2度这样的目标，在低碳技术领域会有很大的投资。据UNEP测算，到2050年每年新增投资将达1.2万亿美元。”

　　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则在论坛上表示，目前气候问题在全球已经演化为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而全球碳排放交易量到2020年预计将达到3.5万亿美元，或超过石油市场成为第一大能源交易市场。

　　碳定价主体：政府还是市场？

　　2011中国国际气候变化论坛（CIFCC）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和国际节能环保协会（IEEPA）共同组织，日前在北京召开，主题为:“绿色发展:政策与行动”。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驻华及东北亚首席代表柯文斯在论坛上表示，气候变化已经演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虽然本质上来说它是一个环境问题，但是它影响到了全球各个领域。它与贫困、人口增长、可持续发展、资源管理这些重要问题都息息相关，相互作用。

　　而出席论坛的丹麦王国驻中国兼任驻蒙古国大使裴德盛则指出，据麦肯锡报告，绿色经济的增长在2020年会占约2.5万亿美元的份额。所有国家都应该建立绿色投资的框架，通过绿色经济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中国和丹麦一样，现在必须要转变到一个绿色的增长轨道当中来。他认为，全球要低碳发展绿色增长，各国之间的沟通很重要。

　　与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相关的众多议题中，碳税碳定价机制成为论坛上各国发言人讨论的首选。

　　欧洲50国集团主席、法国前财政经济部部长埃德蒙?阿尔方戴利提出，应该去除世界各国对化石能源的补贴，不管是生产还是消费层面，如果这个定价机制能够影响到消费行为的话，就要征碳税，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使用，从而达到减排目标或者促进更多的使用核能或者其他的可再生能源。

　　他表示，碳定价机制主要的优点就是能就消费和投资行为做出指导。现在许多国家都已经对碳征税，主要是通过间接税的手段，比如法国针对石油能源征收了间接税。该税的价格较高，差不多是最终在加油站加油价格的3/4。现在英国也开始希望能增收碳税、世行也会在20国峰会中讨论这个问题，希望每吨碳征收25美元的税。并且现在在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对外称设定碳的最低价格。

　　日本国环境省参事兼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委员会特别顾问岛田久仁彦就关于日本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机制发表观点时表示，日本会继续采取CDM这样的市场机制，会继续使用CDM和基于政策的CDM发展机制，促进能效、促进政策的落实。他认为碳究竟由谁来定价很关键，现在日本政府给碳税定一个数额，但是在交易市场中会由市场定价，这有很大区别。“如果说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价格的范围的话，那么税收就会更少。但是问题是现在谁都不知道价格范围应该是多少。所以说，更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让碳交易市场决定，让市场解决，因为市场能够根据碳排放权的需求和供应调节。”

　　国际金融公司（IFC）高级投资官员PeterCook则表示现在欧盟的排放交易、碳交易市场是最成熟的，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二期运作，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但是现在欧洲的经济在下滑，排放在减少，交易量也在萎缩；现在一些刺激措施都已经退出了，市场对此的波动性是比较大的；欧洲仍然是在学习如何改进这些机制和政策。

　　他建议通过建立碳的中央银行，把碳从市场上购买之后再进行交易；关于工业部门从投资新能源公司方面而言，单独的公司必须和供应链整合起来，把同行业中的同仁都集合起来，动员起来，这样才能产生最好的效果；在城市里面，政策制订者可以在这方面提供支持。比如说电动车的电池生产公司，必须和汽车公司、汽车生产商、汽车充电商共同合作，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促进绿色的发展，这个合作应该是贯穿整个供应链的。

　　思路与战略乃打造低碳城市之关键

　　工业是城市发展的体现，低碳城市的却意味着更多的要开发城市而不是开发资源。这两个话题是紧密联系，可以说，没有低碳工业就不能建设低碳城市。柯文斯当天下午在主持“绿色工业与低碳城市建设”圆桌会议时如此强调。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首席代表、中国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专家组成员、中国谈判代表团代表邹骥在圆桌会议上表示，中国大部分的城市还是以工业作为城市经济主体，工业产值的分布甚至达到40%、50%、70%、80%；发达国家的城市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而中国的状况是随着工业化完成，电力、钢铁、水泥、建材、化工、石油化工以及建筑、交通等这些行业，将变成中国城市经济的主要排放源；他还提出，中国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城市，要做的三个工作，一是碳核算，建立基础；二是提高能效；三是碳交易机制。

　　“工业布局建在城市之外是可行的，”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环境部主任白佳德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和其他很多发达国家相比是相对比较低的水平；城市实现低碳发展，首先要考虑到空间开发政策，还有工业能效和交通、建筑以及垃圾处理政策；对于城市，土地的利用效率也是非常重要的。

　　联合国人居署驻华首席代表张振山提出，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不仅人口增长、城市建成区面积也在不断的扩大。经济发展的同时，城市也消耗了大量的能源，温室气体排放、二氧化碳排放大约占到80%左右的比例。

　　“城市快速的发展使环境污染加剧，水资源安全受到影响、基础设施发展受到影响、还有极端气候和灾害的增加、生态系统的破坏、居民健康受到影响；因此，应该在城市里倡导低碳，使其达到可持续发展。”张振山表示。

　　北京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副院长姚俊则一再强调，中国处在快速发展阶段，钢铁、水泥这样的建筑材料在中国使用最广泛，钢铁耗能最大，中国需要有世界先进技术合作来解决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

　　当然,低碳城市的发展并非坦途。谈到低碳城市发展转型中的障碍，邹骥一针见血地提出两个主要障碍。

　　“首先第一个障碍就是认识、理解上的障碍。如果概念不清楚，认识不深入可能会走错路走错方向；低碳城市对于全社会、无论是政府、企业、学术界都是比较新的事物。先要把思路理清楚、概念搞清楚；第二个障碍是规划的问题，涉及到规划的科学性和严肃性、规划法律基础的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规划，采取任何行动都是一团糟，都是不协调的，这也是一个挑战；其他方面还包括技术、项目审批、资金、土地等都可能会是具体的挑战。需要强调的是，在整个城市、整个国家经济体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时候，先要把大的思路搞清楚、把战略搞清楚，然后落实具体事情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