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铁良在去年12月10日坎昆会议结束的同一天，启动了河北光磊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磊公司”）生物质炉具的自愿减排项目。这是国内首个生物质炉具自愿减排项目。

　　“这是我做自愿减排项目的第4个年头，看到自愿减排市场的机会越来越多，我的信心也越来越大。”作为光磊公司董事长的康铁良4月7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虽然坎昆会议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他还是特意选择这一天启动项目，算是表明减排的积极态度。

　　康铁良说，粗略计算，北方一家农户、一个采暖季，大约能消耗2吨煤，释放3吨二氧化碳。如果能全面推广生物质炉具， 3吨二氧化碳就能全部被替换掉，因为生物质燃料是零排放的。

　　然而，康铁良还是有些力不从心，过去的3年经历，他还是感觉非常痛苦。

　　康铁良坦言，由于当前国内碳交易没有实行总量控制，无论是市场需求还是企业自愿减排的动力都不足。

　　欧盟近日决定，从2012年1月1日起，欧盟将对所有飞经欧洲的飞机收取高昂的碳排放费用。

　　包括康铁良在内的诸多业内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可以看作是一个激励因素，刺激中国相关部门和从业机构加速推出中国自己的碳交易市场。

　　“欧盟此次对航空业征收碳税，意味着中国碳市场被赶鸭子上架了。”一位长期研究碳市场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然而，在没有碳排放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推广自愿减排的项目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可以算是中国碳市场推出前的‘练兵’吧”。

　　缺乏总量控制：

　　自愿减排动力不足

　　谈到此次自愿减排项目，康铁良大倒苦水：仅仅去年，投入到自愿减排项目中的研发资金就达到200万元，这对中小企业来说，已经是相当大的投入。

　　“基本上是用公司其他产品的收入来贴补此项目的‘窟窿’。”康铁良说，其实，单纯从企业自身来说，做自愿减排项目，只是从市场前景赚取利润来着手的，“我们推广生物质炉具，让农户使用生物质燃料，就间接减排了。”

　　据了解，由于中国没有实行碳排放总量控制，当前无论是市场买方还是供方进行减排，大多是自愿为环境保护做贡献，这导致自愿减排的需求不大。

　　康铁良告诉本报记者，由于国内生物质能源优势还没有被充分发掘，无论是国家产业政策还是市场都还没有认可，单靠一个企业、产业很难发展。

　　光磊公司的项目计划3年内在全国推广30万台生物质炉具，配套建设2000个生物质固化成型燃料加工点，年产100万吨生物质成型燃料，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碳120万吨目标。

　　“一般我们是资助农户70%的资金来购置生物质炉具，农户只要出价格的30%即可。”康铁良告诉本报记者，“去年有600多户农户采用了生物质炉具，比预期多了100多户。”

　　康铁良告诉本报记者，由于当前农户的消费习惯和观念还没有改变，此次项目旨在局部试点。未来该项目发展顺畅后，会是一个循环项目；项目产生的碳指标，一是通过相关机构在市场上销售，二是将其作为一个公益项目来做。

　　然而，从现在来看，康铁良自愿减排的碳交易市场化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助理毕建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北京环境交易所尝试了一年多的自愿减排项目交易，纯粹市场化的还是比较少，大都只具有象征意义。

　　就在上个月底，国内知名商业地产企业方兴地产(中国)有限公司通过北京环境交易所成功购买16800吨“熊猫标准”的自愿碳减排量。

　　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交易双方均为中国企业，减排量的核算采用本土标准，这在发展中国家尚属首次，在碳交易领域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

　　欧盟倒逼中国碳市场

　　早在2008年11月19日，欧盟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就通过新法案，决定将国际航空业纳入到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据初步测算，若国内航空公司所有飞欧盟的航班均被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仅2012年就需要为此支付至少8亿元。由于国航是国内目前拥有欧盟航线最多的航空公司，因此也将支付最多的费用。

　　本报记者从国际航协了解到，国际航协始终反对各国不负责任的征税方式。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比西尼亚曾表示，欧盟单方面对过境航班征收碳排放税的举动不合理，违背了《芝加哥公约》中的无歧视条款，且飞机途经多国，全程碳排放税都在欧盟缴纳也不现实。

　　安邦咨询出具的报告则显示，欧盟的这个决策基本上就是冲着中国来的，而到现在为止，中国“有关方面”还没有拿出应对的“招数”和“办法”。如果任其下去，企业基本就得拿钱了。

　　安邦建议，可以考虑让欧盟承认，中国航空企业可以通过在中国自愿减排市场购买减排量实现中欧航线碳中和的方式，来间接满足欧盟的要求。除了考虑谈判和法律手段之外，紧迫的政策操作就是执行对等原则，甚至可以考虑加倍征收，然后再返还补贴给民航业。

　　“从现在准备抗辩已经晚了，早在两年前就该准备，耽误了这么久时间。”毕建忠告诉本报记者，从目前来看，通过谈判使欧盟承认中国企业购买的国际上承认的（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简称CDM）项目，来抵消此次欧盟征收的税费，不失为一个上策。

　　虽然近年来，国内各地都在搭建交易所，力图在自愿减排方面有所作为。但是，这数十家碳交易所数年来仅仅完成了少量场内交易。

　　“自觉自愿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没有相应的政策配套和鼓励，自愿行动必然会终止。”北京天擎动力国际清洁能源咨询有限公司朱京京告诉本报记者，国内之所以不能形成交易，一是目前市场没必要，二是没有国家相应政策的支持。

　　“国内市场要想形成交易规模，必须要等到国外对中国减排指标需求停止、同时国内大力鼓励和促进清洁能源使用和发展之时。到那时，政府会对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出台强制减排政策，对在正常排放的情况下能减少排放的社会单位出台鼓励政策。”朱京京说。

　　据介绍，天擎动力此前进行过自愿减排指标的交易，但买方都是国外企业。国际金融危机后，来自国际买家的交易也都停止了。

　　专家建议“双特”试行

　　在欧盟步步紧逼的现实背景下，中国碳市场以何种形式“面世”成了人们关注的重点。

　　春节前夕，在北京环境交易所牵头组织的“北京绿色金融协会成立仪式暨绿色金融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孙翠华也认为，自愿减排交易以企业社会责任和个人觉悟作为交易前提，即便是各种技术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但缺乏总量限排和激励体系，需求将十分有限。

　　孙翠华同时透露，《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暂行）》（以下简称“《办法》”）文本已经完成，正处在征求意见和履行报批手续阶段，将尽快出台《办法》，使自愿减排项目的减排量能够公正透明，以此增加对买方的吸引力。

　　孙翠华的这一表态让人们对中国碳市场的未来有了期盼。毕建忠告诉本报记者，《办法》的出台可以从程序、产品等各方面规范市场。

　　“但是，这依旧不能解决买方缺失的事实。”毕建忠强调，没有需求，就没有市场，业界不要对《办法》期望过高。

　　而当前，国内已成立多个碳排放交易所，主要包括成立于2008年的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以及2010年10月成立的深圳排放权交易所等等。

　　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副院长郭万达认为，由于国家层面的碳交易办法没有出台，各个交易所在开展碳交易活动时会受限于各地经济结构模式、计量办法、交易规则等一系列影响因素，发展速度不尽相同，因而也背离了碳交易活动统一化的初衷。

　　郭万达同时认为，省市级交易所难以形成一定规模的交易量，难以提高交易效率，也不利于碳交易产品的国际对接。

　　“中国可以试行区域性的碳交易市场，也可由易到难，先从某些行业做起，比如在西部省区，可考虑煤炭、钢铁、水泥等行业的减排配额。在东部沿海城市，也可考虑从建筑节能领域试点推行。”郭万达表示。

　　郭万达认为，通过设置行业碳排放量的上限， 对纳入排放交易体系的企业分配一定数量的排放许可权；如果通过采取节能措施降低了碳排放，可以将剩余的排放权出售，以获取利润；反之，超过排放配额的企业就必须到市场上购买排放权，否则将会受到重罚。

　　毕建忠也赞同这个方法。毕建忠告诉本报记者，这也就是所说的“双特试行”法，在某个区域某个行业试行总量控制的配额排放制度。“例如在呼声比较高的广东省电力行业试行，然后总结经验逐步推广。”毕建忠说，在全国电力行业“一刀切”则不容易试行。

　　而康铁良关心的是，在呼吁国家监管部门对生物质能源产业给予重点支持的同时，希望光磊公司在未来3—5年内，要推广30万台生物质炉具，切切实实地为减排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