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以来，市场上的确发生了一些好的变化：关注的人多了，希望参与的机构也多了，有些团队融到了钱。然而市场从业人员的信心却并没有提高，优秀人才流失的现象丝毫没有减弱。当前，碳市场主流的商业模式无非有两种——CCER一、二级市场套利和CCER置换配额，还有少数机构在积极寻找通过二级市场交易获利的机会。但现实是残酷的，大多数机构仍然停留在画饼的阶段，CCER的前途亦摇摇欲坠。

　　从管理办法以及最新的官方讲话来看，全国碳市场的路径仍然十分模糊。要想整合全国碳市场，必须依靠两种力量：政治和资本。

　　从政治层面看，管理层有意回避棘手的配额分配问题，将预期放到二级市场上。不同于欧盟，中国是一个弱立法的国家，而发改委又只是一个产业规制者，很难自上而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碳市场。这导致管理层面临两难的处境：无论抓的太紧还是太松，地方保护主义都会加剧配额分配过剩的局面。中央政府好似在煮一锅粥，能添的水就那么多，火不能太大了，也不能太小了。而另一方面，二级市场又是一个烫手的山药，承认了其金融属性，则进入了证监会的管理权限，不承认其金融属性，就没办法建立一个成熟的现代商品市场。

　　前段时间，管理层释放了保留现有7家碳交易机构的信号，令相关人员先是大松一口气，又心生疑窦。实质上关于7家机构何去何从的说法一直是个伪命题，因为除了资本整合之外，单靠政治手段早已不能决定这7家交易机构的命运。要整合这7家机构则需要数十亿元的资金，已经超过了市场容量，目前市场上并没有这样的玩家。因此，通过强硬的方式快速整合全国碳市场的路径缺少有力的抓手，既没有资金支持也没有政治手段，当前是难以实现的。

　　但并不是没有机会，有两条路径是可行的。

　　一是中央政府建立一个更有效的价格发现机制，替代7个试点。在难以快速建立二级市场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高频次、周期性拍卖的方式对未来年度的全国配额进行提前发放，逐步建立一个有效的一级市场竞价机制。拍卖的配额数量比例不用太高，但是其数量和影响力会远远超过试点市场，一旦这一价格发现机制建立起来，试点市场的价格或者会逐渐趋同或者会跌至零，迫使其主动衔接。

　　二是中央政府另起炉灶，建立一个全新的市场，这是目前管理层正在走的道路。世界银行“中国市场准备伙伴基金赠款项目（PMR）”提供了近千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全国碳市场顶层设计。从研究方向上可以看到，整合央企是建立全国碳市场的重要路径。但整合央企的难度有多大恐怕远超人们的想象，基本上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地方央企之所以积极参与试点碳市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地方政府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利益相关性，而在国家层面这一关系大为不同。

　　排放结构决定市场结构，市场结构决定交易特征。谈全国碳市场就必须要谈电力行业，仅五大电力集团的排放即占据全国排放的50%以上。未来的全国碳市场必然是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电力行业的风吹草动都会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这对市场的健康不是件好事。打碎电力集团的利益捆绑是全国碳市场的成功基础，同时电力行业事关国计民生，必须跳出电力行业的局限性，进行大量独立的科学论证，尤其是重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略遗憾的是，目前的电力减排方案完全由电力行业自身来制定，缺少独立性和全局性，从方法论上存在重大隐患，很有可能带来不可预计的负面影响。这暗示着第二条道路也是风雨飘摇的。

　　下面回到CCER市场。CCER已经在复制CDM的老路了——一条没有前途的道路。CCER一开始并没有真正作为市场机制进行设计，而是像CDM一样作为环境抵消机制，这是导致其尴尬局面的重要原因。CCER没有解决试点市场的任何问题，它没有带来额外的融资，反而恶化了供求关系。市场参与者也没有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完全复制了CDM的商业模式，其中投机心态颇为严重，所以试点碳市场纷纷收紧了窗户。

　　CDM受限于政治谈判，无法完成从环境机制向融资机制的转型，而CCER在顶层设计时完全可以更进一步。CCER的出路在于作为一种基于绩效的环境融资机制参与到地方碳金融市场的发展之中，产生激励作用，而不是仅仅起到成本控制的作用。这里面需要公共资金的适当参与，需要建立更有效的定价机制和平衡的供求关系，也是我们团队的工作方向之一。

　　在全国碳市场前途不明的情况下，试点碳市场以及非试点依然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其中重点是区域碳金融市场的构建，其核心则是拍卖机制的灵活使用以及碳基金的建立。在流动性不足的区域碳市场，拍卖机制并不会破坏二级市场的交易功能，相反能够弥补其定价能力不足的问题。那些痴迷于二级交易市场的玩家或许最终会意识到：大胆搞搞拍卖，募集点种子资金，想办法撬动财政资金，才是真的靠谱。

　　作者简介：陈波，经济学博士，碳金融硕士，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碳金融实验室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副主任